中国装备制造业进入质变式加速发展时期
　　如果现在回望新世纪的第一年即2000年的北京，那时北京正在建四环路，以今天北京离谱的房价衡量，那时北京的房价便宜得可笑，但当时愿买“便宜房”的人不多，不少人还等着单位分房，即使买房最远也只肯到三环路附近，而四环路附近则被北京人视为荒郊野地，四环路商品房销路不畅，开发商拚命降价促销。而十年之后，四环路已成为北京市区，四环路房价早已飞上天，北京已计划建七环路。北京是中国的缩影，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经济、科技呈现出由量变到质变的加速发展之势。
　　从GDP增长来看，中国GDP在2000年时还仅为日本的四分之一。当时不少日本学者认为中国需要20年即在2020年前后才能赶超日本。但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却在这10年内翻了两番，中国GDP在2010年就超过日本，甚至已有一部分人预测中国GDP将在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去年12期《装备制造》杂志“党的十八大特别报道：黄金十年的装备强国梦”一文中“黄金十年”一词用得很贴切，进入新世纪的头十年的确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黄金十年”，过去一直发展迟缓，拖经济后腿的装备制造业呈现出质变式加速发展的趋势。我国机械装备制造业2000年总产值仅1.44万亿元，到2010年达到14.38万亿元，年均增长25%，产值和产量早在2009年就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机械工业一大批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发电设备连续多年实现超高速增长，年产量连续5年超过1亿千瓦，占世界总产量50％左右，2010年产量超过1．2亿千瓦，与2000年比增长近10倍。数控机床2010年产量超过22万台，是2000年的15倍。机床工业2009年以153亿美元产值位居世界首位。大中型拖拉机由2000年的4.1万台提高到2010年的38万台，十年间增长9倍多。此外，内燃机、装载机、汽车起重机、轴承等众多产品产量位列世界前茅。这十年，真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前所未有的黄金十年！
　　如果从中国汽车产量来看，从1949年建国到1992年中国汽车产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用了漫长43年，但从1993年到2004年中国汽车产量首次突破500万辆大关，只用了11年，然而从2005年到2009年，中国汽车产量首次突破了1000万辆大关只用更短的4年，2009年，中国汽车产量达到1300多万辆，又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才用1年时间，即2010中国汽车产量首次突破了1500万辆大关，达到1826万辆，是2000年产量的9倍，产销量均名列世界第一。
　　北京市、装备制造业等产业这种质变式加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这种质变式加速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自然成为我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不少人将中国质变加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归功于改革开放，这并没有错。问题是改革开放己搞了三十多年，但为何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在各方面才出现质变式加速发展势头，一方面应归功于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肯定还有重要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索。
工程师质变是中国经济与装备制造业质变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众所周知，在重大技术装备领域做得最成功的是振华重工（原振华港机），在原总裁管彤贤带领下，占领全球集装箱港口装卸装备80%以上的市场份额。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以其切身的体会，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打造一名优秀的工程师需要20年时间。以笔者的调查与了解，他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一位工程院院士说过，工程师是工程教育培养的“毛坯”再经过工程技术实践的锻炼后形成的。这位院士把工科毕业生比喻为“毛坯”，必须经过工程技术实践才能“锻造”成一位合格的工程师，这也是符合实际的，而且“锻造”“毛坯”的过程往往十分漫长，在技术上“十年磨一剑”是最起码的要求。
　　在航空、航天、核潜艇这样的尖端技术领域，“十年磨一剑”都不够，往往需要技术人员“二十年磨一剑”乃至“三十年磨一剑”，才能真正做到在技术上游刃有余，完全掌握技术精髓。所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年龄普遍高于中国科学院院士也就不足为怪。在高端制造领域，即使是技术工人培养至少也要“十年磨一剑”周期，一位技校毕业生，即使本人勤奋且有天资，要成为技术高超的熟练技术工人，大体得用十年时间，如果要成长技师、高级技师还得用二三十年。
“十年磨一剑”甚至“三十年磨一剑”说明了只有靠长期持续不断的研发、生产，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才能通过长期技术能力和技术经验的积累，最终成长为技术骨干或技术带头人。
　　工程师质变是中国经济与装备制造业质变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众所周知，在重大技术装备领域做得最成功的是振华重工（原振华港机），在原总裁管彤贤带领下，占领全球集装箱港口装卸装备80%以上的市场份额。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以其切身的体会，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打造一名优秀的工程师需要20年时间。以笔者的调查与了解，他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一位工程院院士说过，工程师是工程教育培养的“毛坯”再经过工程技术实践的锻炼后形成的。这位院士把工科毕业生比喻为“毛坯”，必须经过工程技术实践才能“锻造”成一位合格的工程师，这也是符合实际的，而且“锻造”“毛坯”的过程往往十分漫长，在技术上“十年磨一剑”是最起码的要求。
　　在航空、航天、核潜艇这样的尖端技术领域，“十年磨一剑”都不够，往往需要技术人员“二十年磨一剑”乃至“三十年磨一剑”，才能真正做到在技术上游刃有余，完全掌握技术精髓。所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年龄普遍高于中国科学院院士也就不足为怪。在高端制造领域，即使是技术工人培养至少也要“十年磨一剑”周期，一位技校毕业生，即使本人勤奋且有天资，要成为技术高超的熟练技术工人，大体得用十年时间，如果要成长技师、高级技师还得用二三十年。
“十年磨一剑”甚至“三十年磨一剑”说明了只有靠长期持续不断的研发、生产，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才能通过长期技术能力和技术经验的积累，最终成长为技术骨干或技术带头人。
　　师范院校毕业生一毕业马上就能上讲台讲课，讲得好不好先不管，反正能够讲；中文系毕业生一到出版社马上就能编书，编得好不好先不管，反正能编，这些属于一毕业就能上手的“速成人才”。但工科毕业生却是上手最慢的技术人才，工科本科生到工业企业或相关科研院所工作岗位的头一、两年可能什么也干不了，因为他们学的理论知识仅是敲门砖，得靠有经验的同志传、帮、带，两、三年后才能逐步独立工作，如本人勤奋又有天资，大体上要用10年左右时间才能成为一名技术骨干。理工科硕士生、博士生成才时间要短一些，但也要5、6年或更长时间。如果还想进一步成为技术上领军人才或顶级技术人才，还得“二十年磨一剑”乃至“三十年磨一剑”。现在跨越式发展的提法很盛行，经济上跨越式发展是可以的，但工科技术人才培养永远无法跨越，就得靠连续不断的“十年磨一剑”乃“二十年磨一剑”进行马拉松式超长周期的技术经验积累，其间绝无任何捷径可走。
　　笔者认为，从大学本科岗位毕业，在生产一线技术岗位或科研岗位上连续工作二十年左右的工程师依靠“二十年磨一剑”技术经验积累，这类工程师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上，其工作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将进入从量变到质变转折期与化蛹为蝶的飞跃期，可以说前后判若两人，可以说40岁以上中年工程师是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黄金期工程师。上世纪八十年及九十年初期毕业的工科生，是我国40岁以上是黄金期工程师的主力军，黄金期工程师技术创新能力的质变也必然推动我国经济与装备制造业进入加速发展的质变期，他们是我国经济与装备制造业质变式加速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从歼10到歼20的飞跃能充分证明这点。
　　2011年1月11日，中国第四代隐形歼击机歼20原型机（西方称为五代机）的试飞在国外引起了震动超出了国人的意料，这不仅因为歼20是一款先进的隐形歼击机，更是因为歼20原型机推出速度之快远超出西方预料。美国情报部门推断，歼20原型机研发仅用了10年的时间。美国防长盖茨在2011年1月上旬访华期间得知歼20试飞消息后对媒体表示：“中国研发隐形战机的速度远远大于美国的预期。”美国负责情报信息的海军副作战部长杰克 道斯特称美国“严重低估了中国武器的研发速度” 2011年1月12日《华盛顿时报》评论歼20试飞文章称，美国情报部门明显对中国在该领域成熟的设计和制造技术感到大吃一惊。
　　其实歼20研发时间短主要是建立在工程师质变的基础上之，负责歼20研发的成都飞机设计所的精英工程师团队主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进所的那批大学生，上世纪八十年中期，成都飞机设计所开始立项研发三代机歼10，历经近二十年努力于，1998年首飞成功，2003年开始小批量投产并装备部队。成都飞机设计所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批大学生参与歼10研发的整个过程，歼10“二十年磨一剑”的过程也就是这批大学生的量变过程，歼10研发的成功意味着他们中大部份人结束了量变期，大都年满40岁，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开始成为进入质变阶段黄金期工程师。在歼十研制接近完成时，十多年前成都飞机设计所又马不停碲立项研发歼20时，正是靠这部份黄金期工程师组成的技术团队，歼20才能在10年内研发成功，所以从工程师质变角度看，中国航空的飞速进步、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虽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美国情报部门“误判”中国武器研发速度已经不是第一次，上世纪六十年中国“两弹一星”成就震惊了西方，最让西方震惊是中国“两弹一星”的速度实在太快，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时间居然抢在当时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的法国前面，这令法国颜面尽失，为此，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曾对法国负责氢弹研制的相关部门大加指责。
　　当中国于1958年开始启动原子弹项目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最少需要15年，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失去苏联的技术援助，美国中央情报局又估计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还得推迟5年，最少需要20年。其实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也是有“充分依据”的，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很落后，科技、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根本不具备研制原子弹的条件。但中国原子弹项目从开始启动到1964年成功爆炸只用短短五年时间，速度之快完全出乎美国中央情报局意料，其原因是多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忽视了当时中国虽很落后，却有一批从国外学成归来，正处质变黄金期的科学家与工程师。
　　1999年，新中国建国5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给钱学森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翻开这23位科技专家履历可以发现，当我国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启动“两弹一星”项目时，他们中大部份人年满40，刚好进入质变黄金期，最年轻的也年满35岁，随着“两弹一星”项目的推进，他们也陆续进入质变黄金期。以“两弹一星”项目领军人物钱学森为例，从1935年留学美国，钱学森在美国学习、科研长达20年，到1955年返回祖国时，年满44岁，正处于质变黄金期。正是靠他们的质变才带来“两弹一星”的质变与快速突破。
　　在中国经济与装备制造业质变发展时代应给予工程师更多的关心和重视
中国工程院曾对全国5000名工程技术人员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80％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工程师职业的社会地位“一般”或“偏低”，对个人收入的满意度仅为53.75％。而2010年7月，中国科协5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则显示，由于工作压力和收入等方面的原因，有近半数的科技工作者表示如有机会更愿从事企事业管理、公务员等其他职业。
　　一项问卷调查发现，小学生崇拜歌星和科学家的不在少数，对工程师的了解却极为模糊，在“最崇拜的人”、“最理想的职业”选项中，仅有10％的选择与工程师沾边。
　　这些调查结果实在让有识之士为工程师的处境心寒，这也就不难理解没有多少工程师愿意子承父业，相反，公务员中愿意子承父业比例高达近100%。高校报考中逃离工科盛行，工科专业很难招到一流的考生，这意味着我国工程师队伍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
　　工程师质变推动中国经济与装备制造业质变，中国的发展需要培养更多的优秀工程师，也需要更多优秀人才选择工程师职业，需要更多的黄金期工程师，我们应高喊向中国工程师们致敬，中国工程师万岁。然而中国工程师队伍的现状不容乐观，论收入，中国工程师艰辛付出与收入不成比例，待遇一直偏低，社会地位根本赶不上公务员。这是我们今后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难题。

(来源：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