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与铁矿石谈判价格密切相关的全球铁矿石贸易量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三大矿山的铁矿石出口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8年一度逼近6亿吨，占全球海运量的比例最高也逼近70%；2009年，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钢厂部分违约等诸多因素，三大矿山纷纷压缩了其自身产量，导致这一数值与比例有所减少，但依然没有改变其垄断的地位。供给方的强势决定了铁矿石价格在很大程度上被供方操控，以使其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相比于如此强势的供给方，需求方则显得十分弱势。2009年全球粗钢产量为12.197亿吨，第1大公司安赛乐米塔尔的粗钢产量仅为0.732亿吨，占比6%，第2大河北钢铁集团仅为3.3%，全球前20大钢厂的粗钢产量合计也只占40%，可见集中度相当低，尤其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更是分散，无法形成统一战线，在铁矿石谈判中也就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作为目前铁矿石需求量最大的中国，不同市场之间各方利益的不一致使得需求方更类似一盘散沙。

    由于每年进口铁矿石的数量有限，为了防止国内钢厂抢购国外铁矿石哄抬价格，导致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政府法规禁止了大部分中小钢企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进口贸易权，后者不能从铁矿石供应商那里直接采购，只能转而向拥有进口权的国有巨头采购。这一限制不仅赋予了国有巨头与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能力，更为他们创造了用长协价购得的矿石以国内市场现货价转售给中小钢企而获取差价的机会。同样也因为这一点，不同集团代表利益的不统一使得从2008年开始供需方纷纷出现打破传统惯例的现象，最终导致了长协机制的瓦解。随后三大矿山借此纷纷推出季度定价、现货定价等各种定价方式，以此来进一步削薄国内钢厂的利润，反正定价权最终还是在他们手中，铁矿石价格混乱的局面被打开。全球大宗商品金融化趋势恐不可避免任何一次价格体系的变革都少不了金融资本的搅局，此次铁矿石定价“由长转短”也不例外。从表面看，虽然铁矿石进口国是在和铁矿石供应商谈判，但是，铁矿石进口国真正的幕后谈判对手却是国际金融炒家。

    早在2003年，摩根大通、汇丰等国际金融资本就持有了必和必拓、力拓公司的大量股份，而在每次谈判敏感期，这些所谓的国际投行都会频繁地出报告预测铁矿石价格会大幅上涨，为已经乱象丛生的铁矿石市场推波助澜，其意图不言而喻。在此次铁矿石长协机制瓦解之后，国际投行更是推出铁矿石掉期交易等诸多金融衍生产品，并且，这些衍生品的交易标的还是铁矿石到岸价。

    本来三大矿山对铁矿石离岸价格已经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了，现在加入波动较为剧烈的海运费价格，未来铁矿石价格将进一步沦为投机资金炒作的对象，而中国钢厂目前在金融资本运作方面的经验尚显不足，未来在铁矿石价格上的话语权有可能进一步丧失，对国内钢铁生产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应对策略加大海外寻矿力度。日本之所以对铁矿石涨价能够泰然处之，主要还在于日本钢铁公司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早在40年前铁矿石行情还很低迷的时候就开始了全球铁矿石资源战略布局。中国要想与三大矿山形成制衡的力量，就必须加大海外寻矿的力度，除了在澳大利亚、巴西等传统铁矿石产地投资之外，还可以到南非、印度等地进行投资开发，只有加大国内钢厂海外权益矿的比例，才能在未来铁矿石频繁涨涨跌跌中更好地控制自身的成本，立于不败之地。进一步提高国内钢铁行业的集中度。国内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过低导致钢铁产能在钢价上涨阶段会盲目释放，产品结构性过剩是国内钢铁业长期存在的问题。

    同时，产能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导致了对铁矿石进口的无节制，这也是中国每年铁矿石谈判节节失利的主要原因。因此，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是我国长期并且艰巨的任务。优化出口钢铁产品结构。提高出口钢铁产品的附加值，减少低附加值钢铁产品的出口也是抑制铁矿石进口的手段之一。如果一直甘于做“世界工厂”，那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钢铁强国。与其进口高价铁矿石，再出口附加值较低的钢材产品，何不直接禁止这些产品的出口呢，这样就能从源头上解决部分问题，国家此次对部分钢材品种出口退税的取消恐怕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全面推进铁矿石进口代理机制。日本欧盟等国能够坦然面对铁矿石谈判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实行的是铁矿石进口代理机制，钢厂只需专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而将铁矿石进口谈判等事项都交由具有进口资质的企业来处理。一方面可以免除利益代表不一致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形成统一对外的采购格局，增加在铁矿石谈判中的话语权。学会利用铁矿石衍生产品。既然铁矿石金融化趋势不可避免，那我们就要学会去适应它。虽然这些金融产品很大程度上容易被投机资金所操控，但只要我们充分了解和掌握它，就可以合理利用其进行套期保值等，日本目前也开始研究铁矿石掉期交易，可见只有顺应潮流，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来源：互联网)